胡学文罗伟章对谈《龙凤歌》：写小说，其实就是写命运

“写小说，其实就是写命运。”4月的成都，雨后的空气还带着些润湿的甘甜。12日晚，胡学文携长篇小说《龙凤歌》来到成都浮于野书店，与作家罗伟章对谈。

在胡学文的作品中，“命运”是贯穿始终的关键词：不是抽象的玄学概念，而是一种贴着土地、贴着性格、贴着时代的具体质地。小说写的是人，而人的命运，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，被牵引、被拉扯，又倔强地反抗和挣脱。

胡学文（中）和罗伟章（右）

他们只差几分钟出生，命运却南辕北辙

小说《龙凤歌》所讲述的故事时间跨度横贯80年，围绕着因一匹枣红马结缘的马秋月与朱光明，以及他们所生的一对龙凤胎朱灯与朱红展开。朱灯以中专生身份实现“农转非”，此后仕途顺遂，从公办教师到县长秘书、报社主任；朱红性格刚毅，敢爱敢恨，在婚姻破裂后，毅然投身服装事业，并培养一双儿女成才。

有人曾向胡学文提问，这部小说是否依然是他擅长的乡土文学题材作品。对此，胡学文表示，“我不是在写乡土题材，我是在写人的命运。”在他看来，地域只是承载人物命运的舞台，而小说真正关注的是命运的走向。

胡学文提到，在中国乡土文化中，对于龙凤胎有“相克”的传言。一些农村地区迷信，就像是从一个根里长出的庄稼会一个壮、一个弱一样，双胞胎也会相互妨碍。恰好，朱灯、朱红，一个瘦弱、一个强壮。为防止强壮的女儿“克”体弱的儿子，马秋月选择将女儿分开养，这也导致了母女情分的割裂。

“他们只差几分钟出生，命运却如此不同，是性格使然，还是时代所致？”胡学文说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乡村传统文化中对“龙凤胎”的某种象征性投射。

写小说，最难的是命运中的人物

罗伟章与胡学文同龄，同为1967年生人。在罗伟章看来，胡学文是一个“发出金属声音的人”：质地清晰、毫无遮掩。罗伟章评价胡学文，“他对当下始终保持一种凝视感。”是一个“忠诚于故事的作家”。

在罗伟章看来，《龙凤歌》体现了胡学文一以贯之的“民间性”：“那是一种毛茸茸的、蓬勃的生命力。”他提到小说中设置了“麻婆子”这样的讲故事角色，保留了中国传统痕迹，这种结构让文本拥有了更多“讲述”的质感。

在此前的《有生》里，胡学文创作出一个有着圣母般威望的女性——祖奶，祖奶一生充满坎坷，成为接生婆后，慢慢成为一方地区的道德标准和象征；在《龙凤歌》里，作为“母亲”的马秋月与中国乡土小说中传统的母亲形象不同，她并不擅长农活，而擅长作画与剪纸。她的心里还埋着一颗浪漫的种子，向往更加现代的爱情关系。

马秋月像很多中国式母亲一样，对子女寄予厚望，又常常陷入干涉与放手的矛盾中。她心中有一条龙、一条凤，但自己却成了一只困在茧里的蛾。她无法逃脱命运，也难以完全掌控命运。但她和她身边的许多乡村女性一样，以倔强的生命力，一步步托举起家庭，托举起乡村。

“写小说，最难的不是故事，是人物。”他拿鲁迅的阿Q、祥林嫂、孔乙己等人物举例，表示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承载着时代的精魂，这也是他塑造人物的努力方向。“我其实最喜欢的人物是朱红。”胡学文在现场直言，朱红聪明、刚强，他在生活中也很欣赏这种人，甚至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的人。

胡学文提到自己的写作习惯：每次写作前一定要把人物性格想清楚，才会动笔。胡学文说，很多小说读完后，故事也许会被遗忘，但人物会留下来，留下印象，留下感情。“要把人物写得鲜明，得先想清楚他们的性格，他们的精神气质。这种精神气质，是那个时代的，是这个人物背后的文化积淀。”

作家在地理上构建一个文化故乡

胡学文的创作，离不开他的人生经验。比如那匹枣红马，就来自他年少时与马的真实接触：他养过马、骑过马，也被马摔过。有一次，他赶着马出门，天忽然下雨，正欲牵马返家时，马却执意要吃草。他便站在雨中等马吃饱，才一起回去。“跟马相处久了，自然会生出感情来。”

于是，《龙凤歌》中的马不再只是交通工具，而成了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——不仅是朱光明与马秋月结缘的象征，也承载着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投射。

马秋月的父亲姓马，她自己属马，这种“命定的巧合”也许正是小说的浪漫所在。胡学文说，“我相信缘分，毕竟马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马到成功等寓意。”

胡学文为读者签名

罗伟章说：“胡学文小说中吹的风，和我的小说里吹的风，自然是不一样的。”他提到，胡学文书写豆庄，正如他自己反复回到大巴山，“作家可以虚构人物、故事，但无法虚构环境。”胡学文也回应：“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家乡。它既是地理意义上的，也是文化意义上的。我们要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。”

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任宏伟 编辑 苏静